中華秩序心得之一

王飛凌在中華秩序當中，曾提到極權統治下的政治實體，往往需要一個敵對對象，才能夠維持政權的穩定性，這種敵對對象可以是威脅性的、邊疆外的甚至想像中的，這個邏輯的連貫性令人有點不解，為什麼極權主義需要有這種敵對的投射呢？似乎是因為透過一個外在的假想敵，才能夠更加的建立集權的正當性，將這種外在的威脅視為一種建立內部集權統治的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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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中並沒有解釋到這個手段或現象的原因，我在想或是因為在這種狀態下，人民會把自身的生命安全放在最優先的位子，一旦憂患或危難發生，生命絕對是最直接的風險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，人們情願也自然的會將個人身為『人』的權利、精神自由等讓渡給政府（前提是如果他有這種認知的話，事實上在漢唐政體的儒皮法骨文化中，不曾有這種思想醞釀的空間），由政府來因應威脅的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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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讓渡不就是類似一個孩子的心情，因為世界太恐怖了，所以需要強有為的父母幫忙擋住外界的這些苦厄或危險，否則我們是面對不了的，不管這種威脅是真實的存在，還是我們的想像，但似乎只要善用這種想像，我們就可以獲得被授與的權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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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孩子也是需要在權力上長大的，一旦父母控制過了頭，總是會想在反抗當中挪移出自己的空間，當這種欲求得不到，而是更全面滲透到生活層面當中的各種控制時，那對心裡的桎梏讓一個人在精神層面萎縮，這種萎縮讓一個人寄託於膚淺的生活細節或社會酬賞系統，因為他的生命是有邊界的，邊界是無法跨越，所以只能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事情上，這種萎縮讓思維僅能停留在一個世俗的層次，而不去想像邊界以外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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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指出一個強調一統而集權的政治文化實體，將會因為制度本身無法被修正的缺陷，導致內部激盪的缺乏而喪失長期發展的精神底蘊，連帶使得政治制度、經濟文化、思想派系都因而退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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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個角度說，親子之間關係也是有類似的味道，在一個沒有自主空間、極權而文化單一不容異義的氛圍中，只會有表面的和氣，但不會有真正的精神交流，但或許有時候這對家長來說就夠了，畢竟面對抗爭或衝突的成本高過我們對和諧的期待。